伟大的书籍插画师:作家的另一种灵魂伴侣

灵魂伴侣这回事,在作家和插画师之间也能存在,有时他们并非身处同一时空,有时画比字更美。

村上春树的众多隐喻中,“渡边升”是其中之一。这位先生在20年前的《象的失踪》里初次登场,身份是离奇失踪的63岁大象饲养员,“由于动物知识丰富为人忠厚诚实,深得有关人员信赖”。此后的短篇小说中,渡边升屡屡出现,有时是电脑技师,有时是翻译事务所合伙人,有时是下水道维修工……据说长篇小说《奇鸟行状录》里,男主角最初也叫渡边升。

为什么村上对“渡边升”充满了执念?因为它是插画师安西水丸的本名。对今天中国的村上迷来说,安西至多是一位出色的“御用插图师”,村上的诸多随笔集(《象厂喜剧》、《村上朝日堂》、《朗格汉岛的午后》、《夜半蜘蛛猴》),因安西创作的插图和封面增添了不少趣味。但对村上来说,安西既是缪斯,也是导师。村上起初是抗拒写随笔的,直至遇见安西,他甚至为两人的合作创造出一个概念:水丸性。“请你想象一下在舒心惬意的常去的酒吧台上给朋友写信的情景好了,那就是对于我的‘水丸性’。推门进去,往吧台前一坐,用眼神向侍应生示意,上来味道恰到好处的酒,老歌低回。如此时间里忽然想给朋友写信,就用圆珠笔在笔记本上写下‘你还好么……’正是这么一种感觉。”

如果没有安西,村上的文字将会是截然不同的风味——也许他一生都不会写随笔也说不一定。2014年3月19日,71岁的安西因脑溢血去世,他最终没活到村上征服诺贝尔的那一天。

就像吉本芭娜娜与奈良美智、奥斯卡·王尔德与奥伯利·比亚兹莱那样,作家和插画师的关系,有时是密友,有时却是宿敌。

在日本,吉本芭娜娜与奈良美智的邂逅是另一个值得称道的例子。创作观中的“孤独感”让两人联系在一起。吉本芭娜娜说自己的小说主题均是“找不到自己栖身之处的人”,而奈良美智那些沉静、悲伤又略带诡异的大头女孩形象,也恰恰印证了他们的一致性:“孤独和疏离感是我创作的动力。”

从1999年开始,奈良美智先后为吉本芭娜娜的《无情/厄运》(1999)、《雏菊的人生》(2000)、《阿根廷婆婆》(2002)三本小说绘制了插画。吉本芭娜娜曾说:“奈良的作品唤起了我心中关于异国寒夜遥远而熟悉的气息,雨的气味穿越童年的窗口扑面而来的清新,小心翼翼观察一只草叶上的小虫时的屏气凝神,四壁雪白的房间却偏偏有着木质地板的悲哀……过去的种种感觉渐渐充满我的意识,从我请他为我的小说画画的那一天起。”她毫不避讳地承认,写作《雏菊的人生》时,脑海中弥漫着奈良美智的画风,“甚至可以说是他和我共同写出了这部小说”。2002年,吉本芭娜娜在儿子出生前,写了1.7万字《阿根廷婆婆》,这部作品是两人最后一次合作,虽然奈良美智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“我们私下仍是朋友”,但吉本芭娜娜的话语中却充满遗憾:“他现在想做大型的画作,我也很难再拜托他了。”

插画师和文学家的关系有时也很微妙,像奈良美智和吉本芭娜娜这样拆伙后仍然能做密友的,实属罕见。反例是奥伯利·比亚兹莱和奥斯卡·王尔德,他们最后的关系,用“宿敌”来形容也不为过。

1893年,《莎乐美》法文版问世,王尔德送了一本给比亚兹莱,在扉页写道:“你是除我之外,唯一了解那七重面纱之舞,并能看见那不可见的舞蹈的艺术家。”懂得感恩的比亚兹莱立刻为这本书绘制了一幅插图,发表在《画室》杂志创刊号上,这幅名叫《高潮》的画作中,莎乐美手捧施洗约翰的头颅献上一吻,从头颅上滴下的鲜血,孕育出一朵妖艳的百合花——这种花后来成为比亚兹莱的标志性隐喻之一。不久后,比亚兹莱又为英文版《莎乐美》绘制了16幅黑白插图(其中包括他最为人称道的作品《孔雀裙子》),前卫激进的画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,被称为是自波德莱尔之后的又一朵“恶之花”。正是这些作品,让比亚兹莱成为19世纪末最伟大英国插画艺术家之一,后来贡布里希在《艺术发展史》中写道:“唯美主义运动的宠儿是一位年轻的奇才奥伯利·比亚兹莱,他以绝妙的黑白插图在整个欧洲一跃成名。”

有人评价:比亚兹莱的插图价值,远远超过了《莎乐美》本身的价值。王尔德和比亚兹莱的宿怨也是因此结下的,他公开宣称对这些插图的不满:“每个人都说它粗糙和不合时宜,我讨厌它。”“它们太日本化了,而我的剧本是拜占庭风格的。”也许另一个他没挑明的原因是:比亚兹莱在作品中玩了个恶作剧,他将希律王的形象,全部画成了王尔德的脸孔。

比亚兹莱和王尔德的命运共同体之路还未就此打住,1895年,王尔德因“风化罪”被捕入狱,报纸疯传他被捕时腋下夹着一本《黄面志》——这本“带插图的文学季刊”,艺术总监正是比亚兹莱。这条新闻直接导致比亚兹莱辞职,3年后穷困潦倒地死在法国。后来人们喜欢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们的最后一次相遇:1897年,比亚兹莱与出狱的王尔德在同一旅店相遇,但比亚兹莱匆匆离开,两人从此再未见面。

达利诠释蒙田,多雷诠释但丁,杜拉克诠释爱伦·坡……灵魂伴侣这回事,在作家和插画师之间也能存在。

灵魂伴侣这回事,在作家和插画师之间也能存在,尽管有时他们并非身处同一时空,比如蒙田与达利跨越300多年的神交。1947年,美国双日出版公司推出限量1000本的豪华精装本《蒙田随笔》,每一本上都有达利的亲笔签名——他为这本书绘制了16幅彩色插图和21幅黑白插图。这是一场古典与超现实的相遇,尽管出版商声称此举很“疯狂”,而读者又难以捕捉插图和文字之间的逻辑关系,但这正是达利视角的蒙田思想,非合理现实中的哲学内涵。

萨尔瓦多·达利是最爱画插图的艺术家之一,他“染指”过的文学作品还包括:莎士比亚的《麦克白》(1946)和《皆大欢喜》(1947),但丁的《神曲》(1952),塞万提斯的《堂吉诃德》(1956),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(1972)……他为《圣经》画过水彩画,也为《诗词》画过铜版画。他最著名的插画,是1969年为路易斯·卡罗尔的《爱丽丝漫游仙境》创作的13张插图,这是一个梦境制造者向另一个梦境导游的致敬,在那些画中,爱丽丝自始至终重复着达利标志性的反重力跳绳。

古斯塔夫·多雷也为《神曲》、《堂吉诃德》和《圣经》创作过插图,这些作品以金属版画和木版画为主。1854年,22岁的多雷找到出版商路易斯·哈彻特,表示愿意自费出版插图对开本《神曲·地狱篇》,这本76页的大开本在1961年发行后两周便售罄,不仅被赞誉“完美地反映出作者的意图”,还成了恐怖文艺作品的主流代表作。此后,他又为《圣经》创作了230幅黑白版画,1865年在法国出版后,迅速被译为英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、希伯来文……成为最受基督教世界推崇的版本。
更多精彩尽在这里,详情点击:http://hfzhangfeiyijue.com/,博洛尼亚队这本书的社会地位从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:马克·吐温的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中,玛丽背完了两千段经文后,校长奖励给她的正是一本多雷版《圣经》。

高产的多雷一生创作了10万多幅插画,作品几乎涉及所有文艺大牛:拉伯雷、莎士比亚、巴尔扎克、弥尔顿、雨果、狄更斯……他对天堂、地狱、洪荒及战争等恢弘场面的展现,甚至启发了大卫·格里菲斯和塞西尔·德米尔,演变为一种电影语言。据说美国在1933年拍摄的第一部怪兽电影《金刚》,很多元素就取材自多雷作品。多雷生命中最后的交集,是和爱伦·坡联系在一起的——1882年,他接受美国出版社的委托为长诗《乌鸦》创作插图。1883年,他带着未完的25幅作品,死于一次中风。

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多雷更懂爱伦·坡,那一定是埃德蒙·杜拉克。1912年,杜拉克为《爱伦·坡诗集》绘制了28幅插图,弥漫着险恶诡异的气息,被评价为“对坡内心世界最完美的诠释”。只不过杜拉克属于分裂型插画选手,此前他曾经给《鲁拜集》画过一组插画,走的是截然不同的细腻雅致风,施蛰存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过这本书:“从1925年到1958年,我在上海的外文旧书店中,看到过无数版本。有许多印得很精美的,附有插图,都是作为圣诞礼物而印制的。我有过五本,以杜拉克的彩色版插图本为最好。”在杜拉克的一生中,还创作过大量童话作品的插图,从《一千零一夜》、《睡美人——法国童话集》到《安徒生童话》,这些时候,他又变身成为绝对的梦幻制造机。

如果没有洛克威尔·肯特,赫尔曼·麦尔维尔还会沉寂得更久。1851年,32岁的麦尔维尔的小说《白鲸》问世,直至1891年他逝世,这本书也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。1926年,刚为伏尔泰的《老实人》创作完插图的肯特主动向芝加哥湖滨出版社请缨,要替已经问世70年的《白鲸》作图。他花了三年时间,完成了300幅钢笔素描——1930年,限量1000册的三卷版《白鲸》问世,引起轰动。后来还有一个有趣的花絮,兰登出版社再版《白鲸》时,封面上根本没有出现麦尔维尔的名字,只写有醒目的“白鲸,洛克威尔·肯特绘制”。

在《白鲸》成为“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海洋传奇小说之一”这条路上,肯特无疑是最大的推手。苏联作家安·德·切格达耶夫在《洛克威尔·肯特》一书中写道:“肯特深刻理解麦尔维尔赋予他浪漫主义形象的一切……在肯特那富有悲剧性、充满活力的急剧变动和深刻描写心理的素描中,表现了麦尔维尔小说的一切社会矛盾。”

如果没有昆丁·布雷克,罗尔德·达尔的童话世界不会如此经久不衰。从《查理和巧克力工厂》、《了不起的狐狸先生》到《女巫》、《玛蒂达》,几乎所有罗尔德最受欢迎的作品,都由布雷克一手包办了全部插图。罗尔德去世9年后,布雷克成为英国第一位“童线年,他又获得国际儿童读物最高奖项“国际安徒生奖”——这让后来出版的那套《罗尔德·达尔作品典藏》,直接有了销量保证。

如果说罗尔德站在聚光灯下,布雷克则是那个躲在幕后的神秘人,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,道出了所有插画师伟大而隐秘的成就感:“每当拿到别人手稿的时候,我都会将自己当成一个出色的导演,只有我可以决定最终的视觉效果。”